【笔会】文雯| 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内涵及其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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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内涵及其约束条件
文雯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发轫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当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独立于科学家的真理价值，并且在所有文明中都相同时，这种国际性的取向便使得科学知识的传播能够超越社会部门和地理空间而得以持续。20、21世纪之交，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不断加速和深入的全球化进程，科学知识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并产生广泛联结。这些变化深刻塑造着科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方式：全球科研体系成为一个围绕着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空间，跨国交流和合作成为这个流动空间中的生存方式。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深植于世界市场，中国学术系统也已成为全球科研体系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大的科研经费注入，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在英文发表总量和一部分学科的引用量上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而“双一流”建设目标中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创新为驱动，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的提法则体现了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许。然而，坦率地讲，我国还鲜少出现真正能历史留痕的知识发现或思想发明，我国知识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也未见与发表数量同步增长。如何提升学术国际影响力已成为“双一流”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将对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内涵和约束条件进行学理分析，以期为我国提升学术国际影响力提供借鉴。
一、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内涵：从认可到权力
学术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是国际学术共同体对学者的认可，是“学术人基于其创新性品质的一种批判性审视、鉴别与集体性的采纳”，亦是学术共同体内部自然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norm），即“承认是科学王国中的基本通货”。毋庸置疑，同行承认是衡量科学家为知识扩展所做贡献的重要表征，对原创性的承认证明了一个人已经成功实现了对科学家最严格的角色要求。这一认可是基于对知识论证过程逻辑是否严密、理论构建是否精巧极致、学术成果竞争与相互批判是否具有理性“共鸣”与“争鸣”而确认的，也正因如此，其往往难以被量化，通常表现为被学术共同体承认的个人或学派思想。
但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催生的流动性社会空间中，学术的国际影响力被更多赋予了权力的内涵，是一种达到特定目标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和资源，尤其是当学术生产和传播被卷入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国家创新竞赛、世界一流大学竞技的全球市场和“中心—边缘”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时，这种基于同行认可的学术权力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权力形式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和复杂性，凸显了学术影响力作为一种权力的合目的性和趋利性。
正是因为作为权力的学术影响力与金钱、利益、地位等相关联，也由于各国政府强化了对高等学校的问责机制，人们不能再以“同行认可”模棱两可地对之进行描述，而需要用更加精巧的定量方法对之进行细致的刻画。产生于20世纪初的科学计量方法在过去20多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测量学术影响力，尤其是通过对各国学者合作发表和引用行为的统计描述和分析来表征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大小和辐射方向。在基于科学计量方法描绘出的全球科研网络结构图景中，学术国际影响力的作用方式表现为不同“交互性”（包括强度、方向等），不同国家学者合作和引用的频次、方向等形成了学术网络的“权威节点”(authority）和“枢纽节点”(hub),这两类节点是影响力发挥作用的关键。
合作者越多，节点中心性越高，学术影响力就越大；发生联系的权威节点越多，枢纽功能越强。通过不断迭代，枢纽和权威节点可以相互增强。国际科研网络主要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这意味着枢纽节点和权威节点的形成是由吸引力引发“流动”而自然生成的结果。目前，各种实证分析的结果都一致指向美国是全球科研合作的中心，甚至有学者评价当代全球科研网络是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中国近年来虽然在论文发表量、部分STEM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上突飞猛进，但整体来看还没有形成国际学术网络的枢纽节点或权威节点，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发挥有限。
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开放科学系统的国际场域是由出资方、出版集团、中介机构、期刊、编委会、学会、大学、研究者构成的复杂网络，并且形成了学术生产和传播的流动空间中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组织形式。当前，西方精英大学处于这一网络的中心，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一支配性结构下，知识网络中的流动和交互使学术权力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强者手中，处于边缘地区的学术团体被笼罩在顶尖学术力量的阴影下。可以说，全球化时代学术网络中的不平等远比殖民主义来得更为复杂和深远。学术世界中的西方中心目前仍保持强大力量，虽然世界知识网络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多重性和更加均衡的趋向——亚洲知识社会作为新兴网络正冲击着既有的支配性结构，但其现有力量似乎尚未从根本上扰动国际学术场域结构。
二、学术国际影响力的约束条件
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外部约束条件包括地缘政治结构下的国家创新竞赛、世界一流大学构成的全球竞技市场和“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将全球科研体系视为创新的“军备竞赛”意味着学术影响力可以转化为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国家的地位由科研发表、引用率和大学排名总和决定。这是当下最受各国政策制定者青睐的视角，这种视角固然有助于推动国家层面的科研发展和全球科研投入的增长，但基于零和博弈的军事部署思路容易产生学者通过科研合作窃取科研成果的谬论，也使学术研究极易受到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进而阻碍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美国当前对中国科研人员采取的一系列限制和制裁措施就是明证。
世界一流大学构成的全球竞技市场极大调动了大学在推动学术国际合作与交流上的能动性，以通过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上排名的攀升获取地位资源。这一视角最大的风险在于大学过于关注排行榜用定量指标所定义的学术国际影响力，而忽视了学术国际影响力的真正意涵。大学通过物质奖励、非升即走的惩罚等手段短期内可以增加论文数量、提升发文刊物级别和引用率，长期来看却是损害了学术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做出重大创新性突破的积累性。
“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理论家们炮制出的现代化理论的组成部分，该视角将全球政治经济等级体系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全球科学体系中，将全球科学体系看作是以美国、欧洲等几个主要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位于距中心国家不同距离的边缘位置所构成的等级结构体系，这一科研体系中的等级关系是由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关系决定的。“中心—边缘”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影响尤为明显，美英等中心国家输出了诸如“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民社会与政权机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一整套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认为边缘国家也应该采用这一套具有普适性、绝对性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自己国家的问题，并最终以“中心”国家作为发展的模板，这实际上削弱了“边缘”国家的内聚力，“边缘”国家越是娴熟使用这一套话语体系，越将丧失在国际上建立学术影响力的可能。
除此之外，影响我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发挥还有内部约束条件。首先，我国学术的创新能力建设尚需加强。虽然我国在博士培养、论文发表数量上都居于世界前列，但学术成果的原创性还与世界顶尖水平有一定差距，也未能培养出一批获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这类世界顶级学术成就的卓越人才。陶行知1922年在《新教育》上发表的《对于参与国际教育运动的意见》一文中说道：“即以交换知识论，必先双方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可算为交换。自己必须有好的东西，才能和别人换得好的东西。因为，‘给的能力’和‘取的能力’大略相等。能给多少，即能取多少。”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学术能力过硬，才有可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获得平等的待遇。其次，学术评价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现有的学术评价制度价值贫乏、目的本末倒置、标准单一、专业性不强、过于依赖定量指标，评价与金钱、地位、权力捆绑，极大损害了学者对学术的真正兴趣、热情、追求与抱负。再者，学术共同体的文化建设亟需加强，急功近利的学术文化需要得到根本性扭转，要重拾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以为己、学问与道德相融合的优良传统，重塑自尊、自爱、团结、健康的学术文化。唯有如此，学术工作者才能回归学术初心，真正塑造中国学术的思想、价值、精神与文化。
三、结语
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国际场域是一个“流动空间”，它将知识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自组织的生产力，与声望经济、大学等级和不公平的结构化排挤相结合，这个场域中的每一对张力都有改变和塑造对方的可能性，这也正是科学的实在性和社会性并存的本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科学比任何社会系统都开放，虽然受到资金、权力的影响，但最终可以挣脱权力。在此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时期，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学术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于外取决于中华文明在世界发挥影响力的抱负和雄心，于内则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从我国学以为己、学以修身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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